通过香港「本地生」身份定义之争，看香港教育对外产业化之困 (2025-04-02 09:58:39.873)

  港府最早于2009年提出开放基础教育(中小学)对外产业化，以打造香港成为「区域教育枢纽」；然而，不少声音担心滥用教育资源、影响本地学生升学，所以有关计划至今仍然停留在相当初步的层面。

10多年过去，修例风波和新冠疫情导致大量人口外移，特区政府自2022年底大力推行「抢人才」政策，至今吸引近20万人才携同13万名未成年的受养子女来港享受「本地生」身份待遇，随之又引发新一波资源分配争议。

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明检讨「本地生」定义以确保资源分配的公正性，有声音建议顺势开放基础教育对外产业化，推动香港成为「国际教育枢纽」。

然而，如果特区政府对于资源如何分配仍然没有明确价值取向、对于发展教育产业仍然没有清晰政策导向，那么，在「本地优先」和「开放竞争」之间，恐怕仍难取得更好平衡。  

  「抢」来20万人才和13万中小学生

自2022年底大力推行「抢人才」政策后，截至2025年2月底，共有19.6万人透过各项人才计划抵港，部份人携眷落户，当中有13.2万人为18岁以下的受养子女。

根据大学联合招生办法(JUPAS)，获香港特区入境事务处首次签发受养人签证/进入许可证时未年满18岁的学生"就属于"本地生"，如同拥有"香港居民"身份一样，可以享有免费的中小学教育、参加主宰升学命运的中学文凭试(DSE)、以较非本地生便宜得多的学费入读专上学院。

例如本地生入读八大公立院校学费为4.21万元一年，非本地生学生却高达16万至21.8万元一年。DSE考生也较去年激增5000余人，其中自修生人数增长近2,800人，不少分析认为与「高才通受养人增加相关，担心或致大学招生竞争加剧。  

去年10月，一群家长成立「本地学生大学学额关注组」，指有不少内地家长利用现有人才计划安排子女来港获得受养人签证，再以「本地生」身份循自修生途径报考DSE、申请本地大学，但有关内地家长却无意来港工作，未能贡献本港发展。 

关注组批评这种现象是「零成本」的考试移民」，与本地居民为香港的付出和纳税相比实属不公，促请特区政府尽快重新检视「本地生」定义，保障本地和真心来港建设的家庭。

    今年1月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，鉴于大学学位竞争激烈，当局正在检讨专上院校的「本地生」定义。

  修改「本地生」就能解决分配之争?

教育局的举措，瞬即引起另一些持份者的反对。

第一个理由是，「学校有资源用不完，受养人补充了这部分的缺口。」

这种观点认为，移民潮、出生率低、人口老化等等导致「学生不足」和「杀校潮」，而香港理应借此机会持开放态度善用资源培养更多外来人才，所以不应该修改「本地生」的定义。   

  第二个理由则是：影响人才来港意愿。

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所长指出，本次「抢人才」吸纳的外来移民相较过去质素有很大提升。1970年代，大量内地「经济难民」偷渡来港；1980年代，「单程证」制度容许港人的内地亲属来港团聚，而这次则「可以补充过往移民人口偏向低下阶层的短板」，为香港带来更大的社交网络、高新技术补充人口缺失，提升香港竞争力。

他担心，若贸然修改「本地生」定义，会降低人才来港意愿。  

  「与《基本法》相冲突」是第三个理由。

香港特区《入境规定指引》订明保证人如属获准来港就业，其「18岁以下未婚及受养的子女可获得受养人身份申请来港资格；而有论者建议，加上「在香港本地中学就读满3年」的规定，才可给予受养人「本地生」的身份。

不过，立法会选委界议员认为该做法「与基本法冲突，空间不大」，也有其他人质疑有关修订可能遭受法律挑战。

他们的依据是，《基本法》规定「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」，尽管「香港居民」再细分为「永久性居民」和「非永久性居民」，但两者之差仅在于前者有选举权、被选举权、投票权以及部分经济资源，而在幼儿园至中学教育的资源使用上并无区别。  

  03在「本地优先」和「开放竞争」如何平衡?

邓飞作为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辖下「推动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小组委员会」主席，建议以自主性强的直资学校作为示范点，招收更多非本地高中生。

在学费方面，可以根据直资学校的教育津贴定足以贡献本地生产总值的价格，以创校16年以上的直资学校为例，每个中四以上学生学额，每年可获90,872元政府津贴。而邓飞建议以此为基础加上额外溢价作为学费，收取非本地生每年10万元。

在签证方面，他亦提出开放家属申请陪读，同时适度开放工作限制。至于学额数量，直资中学允许不超过一半的学生修读非本地课程，他认为应以此比例为准则，规定一间学校最多招收49%的非本地生。   

  「受养人」政策和「本地生」争议的症结，在于「资源的优先使用权归谁所有」。

历届港府对此也没有明确价值取向，不敢在「本地优先」和「开放竞争」之间取得平衡，很多争议也就无法凝聚共识。

例如，中小学不同于大学，并未设另一条招生队伍且难以扩招，当非本地生和本地生共同竞争现有名额，应该如何划定收生比例?开放家属签证工作权限之后，如何平衡本地劳工权益?若吸引的非本地生主要来自大陆、澳门、台湾，如何维持「国际化」?在教育产业化的目标之下，从基础教育到大专教育应该如何布局?

对于这些问题，邓飞说较复杂，「所以现在先别碰这个问题，先从直资学校试点看看效果。」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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